作者：馬兵
南翔在他最新的小說集《伯爵貓》的自序中，集中談到他對短篇小說文體的理解，並以歷史感、在場感和美感三點涵蓋自己在短篇創(chuàng)作上的追求。事實上，這三點用於形容長篇小說也完全沒問題，南翔著意標舉，恰說明在短篇中加以實踐殊為不易。就拿歷史感來說，由於不具備篇幅的優(yōu)勢，短篇小說要寫出深沉的「跌宕與滄桑」，必須把時間的縱深轉化為心理的縱深，這對小說家的取捨剪裁、迂迴聚焦要求極高。南翔說自己的處理方式是「打通」：歷史與現實打通、虛構與非虛構打通、自己經歷與父兄輩經歷打通。此外，我想再補充一點「打通」，那就是在短篇小說的技藝上，他嘗試將莫泊桑的傳統與契訶夫的傳統打通。
什麼意思呢？莫泊桑和契訶夫是經常會被拿來做比較的兩位短篇小說的大師，讀者心目中好的短篇小說往往是莫泊桑式的，而小說家和批評家心目中好的短篇小說則是契訶夫式的。用哈羅德·布魯姆的話來說，莫泊桑是「真正『流行的』短篇小說家最好的」，「他最好的小說會緊緊抓住你……你從他講述的聲音里得到了許多東西」；而「契訶夫看上去簡單，實則總是微妙得深不可測」。南翔的「打通」體現在，一方面他尊重讀者，《伯爵貓》中的小說題材涉獵廣泛，但都容留了一定的故事強度，還有幾篇如《選邊》《梵·高和他哥》《玄鳳》《鐘表匠》等還特意埋設莫泊桑式的「包袱」，當「包袱」在結尾被解開時，無論審美上還是主題上，都給讀者一種如坐春風的快慰之感；另一方面，他像契訶夫那樣力圖在簡單的情節(jié)和平凡的生活中展示人物「小小的靈魂」，以及這靈魂中包孕的「人類的全部真理」，並像契訶夫一樣，含蓄地教導讀者，「文學是善的一種形式」，如《伯爵貓》《車前草》《曹鐵匠的小尖刀》等幾篇都是如此。
《伯爵貓》南翔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入選作家出版社2021年度好書。
南翔在深圳生活了二三十年，他對這座城市觀察深切，也愛意深沉。雖然位列「北上廣深」的序列，但深圳畢竟是座移民城市，不像「帝都」「魔都」，對都市浮沉者有種不言而喻的威壓，它骨子裏是包容和親切的，南翔的深圳故事就給我們傳遞了這座城市的善意和暖意。還是先從與小說集同名的這篇《伯爵貓》談起吧。疫情之下，諸業(yè)維艱，被娟姐姐當做一方精神飛地經營的小小書店也面臨關張。告別之夜，她把鐵桿書友們召集起來，讓大伙兒講講自己與書店結緣的起初。每個人三言兩語，甚至稱不上完整的故事，但每個人都兀自牽連出一份情感的疼痛，並在書店中獲得抱慰。哈特穆特·羅薩在他那邊大名鼎鼎的《新異化的誕生》裏談到過一個觀點，社會不斷加速之下，人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社交媒體完成很多的社會接觸，但是越如此，人們在真實的生活中越不太可能真的「與彼此有關係」，「不會有興致知道別人的人生故事或是人格問題」，更不會想著「建立有實質共鳴的關係」，其結果便是，當自我與世界的共鳴「安靜下來的時候」，新的異化就出現了。娟姐姐組織告別之夜活動的意義正在這裏吧，書店已經不再了，但是書友們與書店的一段緣分卻被珍藏並吸收進彼此的生命記憶里，恰如羅薩所言：「所有我們所經歷的行動時刻和體驗時刻，所有我們的抉擇，我們所認識的人，我們需要的物，都是我們對自己人生的可能描述、確立我們身份認同的素材?！挂蚨?，這個本質上有些感傷的小說，一直暖意融融，尤其是結尾，書店關門了，而伯爵貓那灼亮的眼睛卻如炬火一樣照徹進讀者的心裏。
又如《車前草》，小說中的丁老師與弟子小春師徒情深，得知小春得了肝疾，丁老師遠赴江西探看。當年畢業(yè)時，成績優(yōu)秀的小春本有留校機會，但因故未能競爭過他人，只得回故鄉(xiāng)開辦廣告公司，因心中鬱郁，事業(yè)便也蕭然，終日在圍棋橋牌里打發(fā)時光。丁老師的探視之旅，亦是自我的追問之旅，那個當年「一醉累月輕王侯」的自己去哪裏了呢？小說著意寫到，師徒對談時，因小春未能留校而心存愧疚的丁老師不敢正視他的目光，「那是兩支小小的火炬，卻有一種洞隱燭微的灼熱」。這個比喻與《伯爵貓》的結尾幾乎一樣，但其中的情味卻更複雜一些。如果按莫泊桑的傳統來寫這個小說，小春為何與留校機會失之交臂的包袱或許可構成引而不發(fā)的懸念，並在揭曉的那一刻讓小說成為對丁老師的靈魂審判。南翔保留了這個懸念，但像契訶夫所言，「全部含義和全部的戲劇都在人的內部，而不在外部的表現上」，他把這個最戲劇性的、正面的衝突放遠，將敘事的重心放在這個衝突給生活帶來的微痕以背後的人心上。小說以「車前草」的意象命名的原因也就在這裏，這個意象的意義是多重的：在現實層面，小春以之為藥方，但並未治好自己的肝??；在象徵層面，小春離世之時，丁老師夢到河灘一片春草，它成為讓人們反思平庸生活，為真正的理想、良善和正直去生活的信念，是契訶夫意義上的「被淹沒的人群」的不屈和灼熱。
《伯爵貓》中所收《烏鴉》《珊瑚裸尾鼠》《果蝠》三篇自成一個小小的「生態(tài)」系列，而生態(tài)也是南翔十餘年來致力書寫的一個主題向度。當下有不少小說，生態(tài)關懷很急切，但也很硬，其緣由除了文學性的先天不足之外，還與把人排除在生態(tài)建構的絕對思維方式相關。生態(tài)文學的重心當然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但這並不意味著把以人為中心反轉為以動物或植物為中心就能叫生態(tài)寫作了，無論是利奧波德提出的「和諧、穩(wěn)定和美麗」三原則，還是羅爾斯頓補充的「完整」和「動態(tài)平衡」，在生態(tài)整體觀的理解里生態(tài)整體主義不是要為人和自然萬物重排座次，它也不等同於自然中心主義，其「核心特徵是對整體及其整體內部聯繫的強調，絕不把整體內部的某一部分看作整體的中心」。南翔對此有自覺認識，他「將社會生態(tài)和自然生態(tài)勾連」來思考，並不孤立地談環(huán)保，在《珊瑚裸尾鼠》 的創(chuàng)作談中，他特別提到「自然文學應該是天然的『有人』的文學」。具體而言，《烏鴉》寫的是一位縣長少年時被誤捕進看守所而餵飼烏鴉的經歷對他日後生態(tài)執(zhí)政觀的影響；《珊瑚裸尾鼠》是從深圳一位普通教師關於孩子成長教育的內部落筆，一點點引向珊瑚裸尾鼠的滅絕；《果蝠》則以當下疫情為背景，思考人與果蝠的依存之理。三篇小說都不是硬碰硬地死磕，而是迂迴出來，舉重若輕地從個人成長、家庭教育與情感波瀾里切入，但嚴正和憂憤的生態(tài)立場並未減弱。像《珊瑚裸尾鼠》，小說文風活潑，不乏幽默，將兒子的「知」與父親的「行」合一，通過起初不明就裏而後被深深感動的母親的視角呈現，縝密地鏈接出家庭、學校和社會三個層面，其實是南翔所追求的「思想力的蟄伏」的。
有位學者說，如果歷史學家和小說家都在觀察一條河流的走向，那麼前者是站在河岸的觀察者，後者則是水中的游泳者或一條魚，每一刻都有一百萬種選擇。南翔在《伯爵貓》中，既讓人物有了多種的選擇，也容留了作為觀察者的審慎和冷靜。這就是他追求的打通所給予的小說的深度和廣度。
（作者簡介：馬兵，山東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20世紀中國文學史觀與新世紀文學熱點的教學和研究。出版有《通向「異」的行旅》《故事，重新開始了》《北村論》等，主編有《鋒芒文叢》等。曾獲泰山文藝獎、《上海文學》獎、萬松浦文學獎等。兼任中國現代文學館第四批客座研究員、濟南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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